近来，看了电视剧《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》，剧中有个情节很有现实意义：邓小平同志复出后，去广东搞调研，无意中发现施阿婆家中养了三只鸭子。又看到筐下盖着很多鸭食，感到蹊跷。邓小平同志从一个破门缝里发现一件匪夷所思的怪事，施阿婆家中还有九只鸭子被捆住并封住了嘴巴，不让它们发出任何声响。问及原因，当地干部告诉小平同志，县里按照省里的精神作了数字规定：养三只鸭子是社会主义，养四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了。对此荒唐的数字规定，邓小平同志气愤且无奈，毕竟是刚刚从荒唐的时代过来，也不能直接批评相关人员，只是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养十二只鸭子也是社会主义嘛。”
看到此处，不禁感慨万端。可能许多未曾经历过文革的人不了解当时的极左和荒唐，一些数字量化指标让今天的人大跌眼镜。
当然，今天的农村和经济领域中，像这样的怪相基本上找不到踪迹了。可是，在其他领域，有着神奇魔力的数字仍然莫名其妙地左右着、影响着甚至统摄着一些领域。
我们不去探究数字出政绩、数字出领导，那不是我们教师的事情。我们是教师，只探讨一下数字量化在基础教育中的魔力，并思考其产生原因。
今天，在中小学的管理中，数字往往也是最具有权威的管理依据。自上而下，层层领导靠数字说话。入学率、辍学率、及格率、升学率、高中招生数、职高招生数、撤并学校数……一切均在说数字。到了学校的管理，数字管理更是千奇百怪了，上级管理教师的教学，数备课笔记中备了多少课时，作业做了多少次，批改了多少次，考了几次试……，检查班主任工作是数班会记录多少次，班干记了多少好人好事，数点名簿上的点名记录，即使你的班级只有三个人，也只数点名天数……诸如此类的能够数出来的就是要管理的内容。
职称评定中，我们又能看到数字的威力：论文多少篇，备课多少本，教学计划多少年，听课记录多少次，公开教学多少次，辅导青年教师多少位……
从这些事例中我们似乎又看到了“三只鸭子”和“四只鸭子的”的影子。而这种靠数数字来完成教育管理、教育指导的方法，在教育界的更大范围内广泛运用。
这是教育界的莫大悲哀。因为，当教育管理人员只会数数字、只认可数字时，教育就失去的教育的功能，变成了工厂，教师就变成了工人，而且是只研究数量，不考虑质量的工人！
我们以为，教育之所以称之为教育，就要凸显教育的复杂性、非数字性和不可复制性。
一个人是一个世界，一个孩子自有他独特的经历，独有的父母、家庭、社会环境和他的个性和独有的遗传基因。所以，孩子的教育不可以用同一模式去完成的，这是众所周知的教育具有的独特性。然而，当教育管理者用最简单的数数字去衡量教师的工作量，去约束教师的工作态度，去界定教师是否可以升职时，教师为了自己的工作和生存，必须要适应上级的数字游戏，于是，教师就在服从迎合数字上下功夫，于是，虚假数字应运而生了。
比如备课。备课的目的是为上课做的相关准备，这种准备当然因人而异，有人喜欢在课本上作适当的记录，有人喜欢在PC上进行整合，有人喜欢在小本本上做些自己能看得懂的上课辅助符号，有人习惯于用一张小纸片记录备课时的灵感和创意，可是，现在的教育管理者只要看备课笔记，数备课次数，于是你的一切个性化都被否定了，设若你想为你的创意辩解，教育管理者“难道你教师都写不好字吗？”的一个反问就会彻底否定你的说法，把你的备课积极性彻底败坏了。试估算一下，一堂课正常要上40~45分钟，教师要说的话大约有二十分钟左右，按照每分钟250字的语流速度，二十分钟的语言内容达5000字。写5000字的备课笔记，大约需要150分钟，而且这是抄写，不是备课，多么浪费时间和精力的无意义的抄写备课，但一直让我们的管理者津津乐道，大约是他们只会数数字！
为了我们的教育管理不对教育工作起负面作用，为了教育管理人员能为教育事业真正做到服务、帮助并提高，为了尊重教育规律，尊重教育工作者的创造性劳动，我们觉得，我们的教育管理者应做到：首先，他们应该是在教育理论方面高屋建瓴，以新的教育理念指导教师的教育教学；其次，将简单肤浅的数数式管理变为深入课堂，深入学生，有针对性的指导。这样的管理，既能提高一线教师的水平，也能赢取教师的尊重与热爱，最重要的是，能促进教育的健康发展，让教师知道什么是教书，怎样教书。
杨立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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